5月8日，队伍从马兰基地出发，第一天到达‘720’(应该也是一个军事据点)。根据王万轩的说法，这里住着一个排的士兵。从马兰到原子弹爆心280公里，720到爆心只有20公里。
然而在这里，彭加木又犯了另一个错误。
“我们又向前走了18公里，在一个叉路口向左拐了弯，”王万轩说，在这里他和彭加木发生了争议，彭加木急着赶路，王说要等后面的车，因为电台在后面。
但是等陈大化的8座车跟上来后，却不见了彭加木的5座车，陈大化便错误地右拐，直奔一颗原子弹而去：“走到跟前，一看是严重污染区，吓坏了，拔腿就往回跑。返回了‘720’。”
“就这样把电台丢了。”王万轩说。再也没有跟上队伍。
“野外经验丰富的人都有常识，就是每遇拐弯的时候，一定要等后面的人，只有让对方清楚地看到自己时，才可以再往前走。”沈冠冕说。
没有电台的配合就行动应该是个致命的错误，但这一次罗布泊不动声色地放过了考察队。为什么此时的彭加木就开始连电台和设备都等不及，也不愿意在转弯时等待后面的车辆，出现了着急赶路的征兆，以致电台丢失，陈大化等人差点掉队?
在继续罗布泊第三次探险之前，我先给大家强调一个思想。
写过论文的同学可能都知道，写学术论文时，我们不能只是一味表达自己的观点。为了表示自己的权威性，我们常常需要引用别人的学术资料来支持自己。并且，我们要保证这些资料的权威性。这些学术资料可以大致分为两类，一种是原始资料，而另一种则是二手资料。
比如我们在研究彭加木疑案时，彭加木留下来的亲笔纸条是原始资料，而这些与他同行的参与者的描述则是二手资料。单纯比较权威性，原始资料基本上是要比二手资料高一些的。因为它客观、真实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。有句老话，叫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。凡是经他人手记录下来的东西，除去数据等需要精确性的信息外，往往会有一定程度上的歪曲和修饰。史书不可全然相信，但也不是全然不可信。同理，也包括这些与彭加木通行的人们的话。当他们从口中说出来时，不论他们如何想竭力保持客观，已然有所偏颇。而当这些话由记者记录到纸上时，同样如此。这还只是无意为之的主观化，如果是刻意为之，大家大概可以想象它与事实的距离到底是如何了。
说这些的目的很简单，就是让大家时刻提醒自己，你现在看到的这些人的采访文稿，他们的字句，他们使用的词语描述，请保持警惕，有选择地去相信。因为他们是主观的，不论是夏训诚还是王万轩，不论是陈百录还是陈大化，不论他们多么努力，此时此刻，他们正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为我们讲述一个“真相”。
科考队伍于5月8日下午5点到达‘720’，到此时，行程已有290多公里。
对于此次考察的中心任务，夏训诚给出的答案是穿越罗布泊中心湖盆。此时罗布泊早已干涸，正是穿越湖心的好时机，夏训诚将这个计划称之为“探路”。
当晚，几人住在‘720’。
5月9日，也就是第二日上午9时，彭加木率队离开‘720’，进入雅丹。
根据陈百录的回忆，在下湖盆之前，‘720’的军人给考察队讲了一个故事：一个炊事班的班长出去打柴，再也没有回来。部队想尽了办法，没有找到活着的他，也没有找到尸体。罗布泊地形太复杂，一定要小心。
“彭加木这天晚上也给大家开了一个会，定下了一条铁的纪律：不准单人、单车行动，谁违反了处分谁。同时他给大家作了动员。”陈百录说。
请注意，这里陈百录提及，身为队长的彭加木曾专门说过这一点，不准单人、单车行动，谁违反了处分谁。这条纪律是彭加木亲口下达的，而且很显然，这与彭加木后来独自出行去找水井的行为完全矛盾。
请记住这个疑点，我们以后会提及。
前面说到因为陈大化跟随车队跟丢，直接回了营地，所以实际上在穿越湖盆时只有两辆车，王万轩驾驶的212五座吉普车和包继才开的前苏联嘎斯63。陈大化的8座212上带着电台设备，所以此时他们相当于已经丢掉了可以随时与外交保持联系的电台。雅丹地貌很有特点，是由因风蚀而形成的一个个小土丘，而让彭加木一行人感到异常苦恼的却不是这些土丘，而是地面。
道路崎岖，汽车颠簸。因为罗布泊干涸，湖水蒸发露出湖底，只剩下表面上不均匀地铺着厚厚一层盐。根据化学家闫鸿建的科考笔记记录，他们一路上压过了大量盐的结晶体，都是正六边形的硬盐壳，网状面。汽车非常难走。
这些结晶体最高的达80厘米，大卡车(指包继才驾驶的那辆前苏联嘎斯63)一度歪了!而对于此，陈百录是这样描述的：车子向湖盆里开，突然‘咕咚’一下，车子掉了下去，黄色的尘土像雾一样无声地腾起，然后像水一样漫过了车身。
他们将车子倒出来，换一个地方，再向从“盆沿儿”向盆里开，再一次地被黄色的尘土埋没。
对此陈百录解释说：“这种地质叫作‘假戈壁’，表面上看起来像戈壁一样坚硬，但却是虚的，车子一上去立即陷下去，就这样不停地找地方下湖盆，但折腾到天黑，也没有下得湖去。”
当晚探险队只好在湖边上宿营，晚上开会想办法，陈百录提出是不是可以找一条河水的入湖口试试，在他的印象里铁路都是沿着河流修才能修通，因为河流沿岸土地也许相对结实一些。